我们知道不同国家的文化，塑造出不同民族的性格，而这个文化更多指的是人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而很少有人再往前一步，探寻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是由什么因素推动的，这其实是很多人忽略的自然地理环境，它对不同地区人的精神面貌和价值观的影响非常重大，甚至是决定性的。
那么，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可以说是这本书最精彩的部分，他从中国最早的的历史资料中分析出中国人国民性形成的底层肌理，读完本篇文章，你会对环境、制度对人性格的塑造过程有了个清晰的了解。
读过初中历史课本的人都会知道，盘庚是中国商代最伟大的君主之一。他率领商朝人民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由于此地利于商民族的发展，衰落的商朝出现了光荣的复兴。应该说，盘庚是一个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的好领导。
不过，就是这样一个造福于民的英雄人物，实行其英明领导的手段却不是耐心说服，而是暴力威胁。
我们读读他于公元前十四世纪发布的动员大家搬迁的《盘庚》中的几个片断：盘庚计划迁都，臣民们都不愿意。于是他召集众人，训话说：“你们大家前来！我得告诉你们，让你们消灭私心，不得傲慢不服，不得只顾安乐而不顾我的命令！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迁都的计划是不会改变的。如果有人敢行奸作乱，不听我命，我就要割掉他的鼻子，灭绝他的后代，不让他的孽种在我的新都繁殖下去！”
在中华民族最初的一批历史文献中，专制表情已经显露无遗。通过这篇会议记录，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参加会议的部众俯首帖耳、屏息静气的样子，也可以想见文字背后盘庚大王那圆睁的眼睛和怒张的鼻孔。很显然，这种动辄举起鞭子暴力威胁的统治作风不是从此时开始的，商朝君主们久已习惯了威严赫赫、独断专行。
让我们从希腊文献中寻找一篇相似的记载进行一下对比阅读，“……于是那个会场成了一片喧哗了。当他们坐到座位上去的时候，他们底下的大地都呻吟起来，而在这一切声音之上，是那九个传令官的叫喊声，他们直着喉咙叫大家不要吵闹，注意听着王爷们发言。好容易，大家都在那些长条凳上找到了座位，而且都安静下来停止闲谈了，阿伽门农王就站起身来，手里拿着一根杖……对阿耳戈斯的队伍演讲。”
古代希腊人的会议显然不像商代的政治会议那样纪律严明。受根深蒂固的原始社会民主作风的影响，希腊人在会场上没大没小，随便粗率。领导不那么威风凛凛，部下也不那么驯顺老实。
西方的部落联盟各部落间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涉及全联盟的大事，要各部落一致同意才能通过。也就是说，每个部落都拥有否决权。第二，巴西琉斯一般由各部落选举产生，轮流担任，他的地位与其他部落首领是平等的。他无权随意决定其他人的生死，无权剥夺他人的财产，如果不称职，也可以被长老们罢免。
为什么中国和希腊，最早期的权力结构如此不同。
01一切都要从地理环境说起
我们先看西方文化的形成条件，以希腊地图看，希腊半岛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开放性。除了北部外，这个半岛的其他任何地方距海边都不过五十公里，海岸线极长，天然良港密布，海上又多岛屿，成为天然的航标，航海条件得天独厚。
其次，内陆交通不便，土地十分贫瘠，不利于农业耕作，出产的食物只有橄榄、葡萄、大麦和少许小麦，而这些东西不能吃，只能去其它国家通过贸易，换取粮食。
一切文明皆是人类应对环境挑战的产物。“西方由于普遍缺乏农业长足发展的条件，所以，便无可选择地采取了其共同始祖米诺斯文明所开创的贸易、掠夺、殖民三位一体的文明发展模式，并在打破原始氏族公社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西方文明社会所特有的、货币经济与私有制相结合的经济基础。”
大家都知道西方是商业文明，商业的前提是人格平等，所以西方的价值观是自由、平等、民主，这是商业的需要。另一方面，商业需要追求利润，每个人都想赚更多的利润，但人性的贪婪和欲望伤害商人的利益，于是，为了保证大家自由平等的商业环境，诚信与契约精神成为西方的主流价值观。
这里要继续延伸一下，虽然诚信与契约精神是大家普遍认可的价值观，但人会在利益与诱惑面前犯错，于是宗教诞生，宗教的作用是在人与神之间建立的契约。
长期生活在大海边的人，不可避免地会与大海有亲密接触。海上贸易扩大了人们的眼界，激起了人们的勇气，也形成了人们“渺渺无限的观念”，形成世界是开放的、变动的、充满无限可能性的观念。这种观念不利于权威主义人格的培养。
开放的生存空间，使希腊人天然产生出世界多元化的观念，他们的性格中多了一份通达，少了一份偏执；多了一份从容，少了一份焦虑。希腊人很早就认识到，彼此妥协，各退一步，换位思考，是达成和平共处的途径。
这点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方人看起来都比较积极乐观，爱冒险，幽默，这些所谓的天性都是被环境塑造出来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世界连为一体，中国人开始走出国门，去往世界各位生活工作，所以我们明显感觉，中国人这些年无论是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都更开放，更乐观，这些都在情理之中。
02中国地理环境对国民性的影响
再看中国，中国地理环境的另一个特点是封闭性。与地中海沿岸相比，中国大陆是个内向的闭合体。往北，是无法耕种的草原；往南，是难于开垦的森林；往东，是无法跨越的大海；向西，则是不利农耕的高原。只有中原，是一马平川的黄土。没有出海口，也没有任人迁徙的新的“流着蜜和奶的土地”。
在封闭的环境之中，人们很容易形成世界大同、资源有限的观念，从而导致“墙文化”中的竞争通常是内向的、互相消耗式的。随着时间推移，在人口的压力下，对土地、水源、财富这些稀缺资源的争夺必然导致早期中国部落像争食的野兽一样，展开战争。
中国上古时代的生存战争，比之世界其他地方，都要激烈而持久。为了捍卫自己的基本生存资源，每一方都没有退路，因为逃到不适农耕之地，就相当于选择了灭亡。形势往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激烈的生存竞争不断地推动着部落朝着自我膨胀和集权化的方向发展。可以说，中国早期国家就是战争直接催生出来的。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部落人口的多少，在战争的压力下，越来越多的亲族部落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导致部落的规模越来越大。决定部落战斗力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则是部落的管理水平。
众所周知，战争需要纪律，需要统一指挥，集中权力，绝对服从。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部落内部的组织纪律性不断提高，等级制不断强化，部落对人的控制越来越严密，部落成员的集体主义精神也日益强烈，“牺牲”与“服从”成为整个部落推崇的品质，“一切行动听指挥”成了全部落的纲领性口号。部落首领被赋予越来越大的权力，那些临阵脱逃者甚至可以被他处死。
不地地区人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同，这对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影响可以说是决定性的，资源有限，为了生存就必须拼命争夺，因为退路，没有第二个选择。这点和希腊完全不同。面对广阔的大海，会给人一种无限的不确定的东西，这种不确定始终吸引着人们去冒险。
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人不极端，因为有其它选择，就不必那么拼命，我们可以一起航海，做生意，合作去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希腊早期历史上部落间大规模的兼并和征服战争很少。面对人口压力、物资贫乏，希腊人首先想到的是把眼光投向大海。他们的通常做法是泛舟出海，寻找更适合居住的肥沃土地，而不是向山岭那边土地同样贫瘠的另一个部落发动战争。
即使有战争，在开放的环境下，结果也远不如东方式战争那样绝望。失败的一方也会逃往海外，矛盾和冲突随着一方的退却结束，所以很难形成征服与屈服的专制关系。
03思考
最初的地理环境影响看似简单，但是对整个民族的影响是多方面且非常深远，不同的自然环境塑造了不同的生活习惯，这些生活习惯又会形成独有的精神价值。“希腊文明在一定程度上与地理因素密切相关，海上文明的特点是它交通流动的方便性，不同政见者可以通过海上逃跑，独裁专制者无法实现他对不同政见者的消灭。因此，希腊文明流传着‘海上逃亡之门’说”，所以“希腊混合型的海上文明具有更大的政治宽容性、契约共享性与文化流动性”。
而专制高压的治理模式，只会让国民的人性扭曲，所谓的自私、冷漠、麻木，在我看来只是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而这种自我保护是多么无助、无力又无奈。现在的中国人身上之所以还有这种劣根性，是因为清朝是专制最严酷的，而且距离我们现在又比较近，这种自上到下，层层钳制，犬牙交错的权力结构中，人性的恶被充分放大。官大一级压死人，真是一点不夸张。遭殃的永远是普通百姓。